陈毅与饶漱石孰是孰非？毛泽东究竟支持谁？

1944年3月，经过几千公里的长途跋涉，陈毅终于回到了延安。按理说，从被敌人重重包围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回到党中央的驻地，陈毅应该非常高兴才是，可陈毅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是带着满腹委屈回来的，正准备借此机会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诉苦”、“讨公道”呢。

原来，刘少奇离开新四军后，新任“一、二把手”饶漱石和陈毅之间产生了很多严重的分歧和隔阂，以至于影响到了新四军，乃至整个华东工作的开展。这次把陈毅召回延安参加整风和筹备党的“七大”，就有“冷处理”，解决他们之间矛盾的考虑。

1942年3月，刘少奇在离开新四军返回延安前夕，在阜宁单家港组织召开了中共华中局扩大会议，宣布自己离开后由饶漱石接任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兼军分会书记，曾山为华中局组织部部长，张云逸为新四军副军长、赖传珠为新四军参谋长。按照我党惯例，饶漱石是当然的一把手。但军事指挥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也就是说，新四军的重大决策虽然得由华中局制定，但具体军事行动还得以军长陈毅的命令为准。这本来是毫无歧义的。

但新四军的情况却比较特殊。新四军原政委项英资历很“老”，作风也很强硬，曾经担任过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地位和职务比当时的毛泽东都高，再加上新四军远离党中央，长期处于敌人重重包围之中，使得项英在部队中大权独揽，不仅常常以“一把手”的身份包办本应由军事首长负责的军事工作，而且对中央的意见也常常当做“耳旁风”，在行动中“另搞一套”。“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吃那么大的亏，就与项英的行事风格密切相关。虽然饶漱石此前对项英也颇多微词，但权力毕竟是个香饽饽，现在，他“当家”了，他也仍然希望“萧规曹随”，像项英那样包揽军政大权，不仅一言九鼎，而且“一手遮天”。但是，饶漱石终究没有项英那样的资历和威望，毕竟，陈毅是从三年游击战开始就和大家在一起浴血奋战，一起经历了生死考验的，在新四军中有远超饶漱石的人事基础。更何况，刘少奇临行前在宣布完中央的任命后，还专门对新四军的几位领导明确交代，以后军事工作以陈毅（领导）为主。所以，饶漱石便一直处心积虑地想把陈毅“挪开”。

而事实上，陈毅对中央把原为华东局副书记的饶漱石“大跨度”地调来担任华中局“一把手”也并不完全理解，所以，二人之间很快就产生了一些矛盾和分歧。比如，饶漱石看不惯陈毅经常吟诗下棋，声称这是资产阶级的作风，如不改正，迟早要跌跟头……而陈毅也针锋相对，将饶漱石在皖南事变发生后有两个来月的时间与党组织“失联”，且无人旁证一事抖落出来，暗示饶漱石可能是叛徒，要饶漱石“说清楚”……这样互相攻击，很显然是十分伤感情的。

矛盾终于在1943年5月新四军开始整风审干工作后暴露出来。

本来，整风审干工作是党委和政治首长主抓的，也就是说，这是饶漱石的“主业”。但当饶漱石带工作组到驻扎在淮南的新四军第二师罗炳辉部蹲点和检查工作时，陈毅便在家对军部机关及其驻扎在一起的第三师黄克诚部开展了整风运动。

8月13日，陈毅召集军直属队领导和军部各科、部长开会动员，要求大家踊跃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意见。会议很热烈，大家开诚布公地提了很多意见，其中就包括饶漱石主政以来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有所削弱的问题。面对“整风”会上，大家对饶漱石提出的这么多的意见，陈毅政治部秘书长将大家的意见整理出来后报中央研究解决。会后，陈毅还向中央发报说，为了加强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同时也为了解决饶漱石抱怨过多次的“工作压力太大”的问题，建议免去饶漱石兼任的军政治部主任职务，由赖传珠接任。

对于陈毅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长期以来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饶漱石在临走之前召开的一个会议上主动提出，由于自己的兼职多达16个，忙不过来，请大家商量一下，是否请示一下中央，除了保留自己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的职务外，其它的，包括他兼任的军政治部主任职务，都不再担任。于是，才有了饶漱石走了之后，陈毅和赖传珠、曾山、张云逸商量后向中央建议免去饶漱石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一职的电报。而另一种说法则是：饶漱石走了后，在陈毅主持的一次整风会议上，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对饶漱石的一些工作方法和做法提出了批评，引发了一部分与会者的共鸣，向不在场的饶漱石提了好几条意见。其中一条就是，饶漱石兼职太多，耽误了政治工作。于是，大家提议由赖传珠兼任政治部主任。陈毅赞成这个意见，便和曾山、张云逸等人商量后向中央发了建议电报。

至于哪种传言是真的，现在已几乎无法考证，因为当事者均已作古。但不管怎么说，即使饶漱石真的声称工作压力太大，有希望削减一些职位的想法，也应该由他本人向中央提出要求，而不是由作为“二把手”的陈毅来向中央提出！更何况，此时饶漱石因公外出，陈毅主持召开这样的会议，确实有考虑不周之处。这难免让饶漱石误认为，陈毅是在搞“小动作”。

出差在外的饶漱石得知这一切后，自然是怒不可遏，还没有回来就立即进行了反击。他利用自己单独掌握的一套电台及其密码向中央发报“控告”陈毅阴谋夺权，并请求中央对陈毅进行处理。

9月19日，饶漱石从淮南赶了回来。刚一到家，他就不断地找相关人员谈话，收集对陈毅的意见。期间，他虽然也曾直接找陈毅“谈心”，但显然，他们根本谈不拢，所以，两人的关系不但没有弥合，反而越来越恶劣，到后来，饶漱石干脆带着华中局另找地方办公，不再和军分会“凑合”了。

1943年10月16日，饶漱石正式发起“反击”，他在新四军军部驻地安徽盱眙（今属江苏）黄花塘主持召开整风会议向陈毅发难。会上，饶漱石借着主持人的身份，点名道姓地指责陈毅一贯反对毛泽东，早在1929年就主持红四军“七大”选举自己顶替毛泽东担任了前委书记。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不明真相的干部一下就沸腾起来，就连一部分过去比较支持陈毅的同志也纷纷转变立场，发言批评陈毅。

尽管陈毅不仅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还在会后向中央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并就自己说话比较随便等问题做了自我批评，但饶漱石仍然不依不饶，他认为，陈毅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心直口快，乱“放炮”的问题，而是“搞阴谋”、“夺权”的问题。事后，他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去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声称：陈毅趁自己不在之机，“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开会，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还给陈毅扣上了“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反对政委制度、破坏党的团结、个人主义严重”等十项“罪名”，明确要求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正式向中央提出了“换人”的要求。与此同时，一部分干部也纷纷联名向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很显然，饶漱石希望通过上下联动的方式把陈毅挤走。一时间，陈毅的处境非常艰难，连平时的棋友都不上门了。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中央不得不出面干预。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了饶漱石和陈毅分别发来的两份电报，认为双方都有一些责任，决定在弄清情况之前暂时冷处理。于是，11月8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和饶漱石，让陈毅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和参加整风，并明确，陈毅来延安期间，暂由副军长张云逸代理军长。毛泽东显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一方面，调开了陈毅就意味着对饶漱石在华中工作的信任，但同时又没有让饶漱石如愿“一肩挑”，这对陈毅也是一个交代。

就这样，陈毅带着诸般委曲上路了。此时，陈毅在新四军的处境已很是艰难，离开的时候，除了自己的身边工作人员外，几乎没有人前来来相送。看着寒风中蜿蜒的小路，陈毅在留别诗中写到：“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堂堂一军之长，竟只能悄然离去，其内心的落寞悲凉不言而喻。

所以，1944年3月上旬，陈毅一到延安，就提出要在中央会议上“揭发”饶漱石，并汇报自己所受的委屈。但毛泽东却一口回绝了他：“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他告诉陈毅说，对这个问题，华中局有华中局的意见，他们已经就这个问题向中央说明了情况，“电报就在我这里，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陈毅见状只好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话虽如此，陈毅心里还是有些不服的。

其实，毛泽东早就对饶、陈二人之间的事情有了大致的了解，只是不想过早下结论而已，他希望待到当事人自己认识清楚，尤其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后再水到渠成地予以处理。

带到陈毅的心态平和了一些，毛泽东这才找到陈毅，不仅详细问了饶漱石的情况，还直言指出了陈毅的若干毛病，希望他能“高姿态”作自我批评。陈毅是个豪爽人，见毛泽东说的在理，便诚恳地接受了批评，在给饶漱石和华中局的电报中就自己在“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对此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致电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会，不仅为二人的矛盾“定性”，说“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路线之争，还为陈毅在红四军七大前后同自己的争论做了解释：“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总之，“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为了缓和饶、陈矛盾，毛泽东真是煞费苦心。

但饶漱石却在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表示：“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言下之意，毛泽东有“和稀泥”之嫌。或许是自认为光明正大，饶漱石也没有收着藏着，给陈毅发了份相同内容的电报。

这下，陈毅也来了火，一腔愤懑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倾吐委屈。毛泽东一贯主张，同志之间闹矛盾时，双方都要多检查自己，只有双方都“高姿态”了，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可现在，两边都“不服”，而饶漱石又远隔千山万水，怎么办呢？毛泽东只好给陈毅回信，苦口婆心地劝道到：“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这其实也是毛泽东自己的心得。在红四军七大前后的那场争论中，毛泽东和朱德、刘安恭、陈毅之间硬碰硬，双方都谈不上“忍耐”，由此影响了党内团结，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之职也因此被选掉。可以说，毛泽东对“忍耐”二字有着比别人更深刻的理解。因此当其他同志闹矛盾时，他很少过早地评价是非，认为，有些是非对错一时扯不清楚，如果一味争论，就会影响团结、影响大局、影响工作，不如先将它放一放，让时间和实践来说明问题。

第二天，毛泽东再次当面开导陈毅：你现在在延安，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一番话略略纾解了陈毅心中的不快，同时也给他带来很大的震动。陈毅表示：你都说到了这个份上，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此后，陈毅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按毛泽东“必须练习忍耐”的要求，将诸般委屈抛于脑后，积极投入到了整风学习之中。在学习毛泽东《学习与时局》一文时，当他读到文中要求领导干部在整风后要“放下包袱”的内容时，更是热血澎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随即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自己“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1944年12月1日，陈毅再次致信毛泽东：“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作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我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了解这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这“实在要不得”。

对陈毅的变化，毛泽东由衷的高兴，他热情洋溢地回信说：“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

十年后，针对高饶事件，毛泽东再次对陈毅才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和饶漱石关系的问题，现在看来是“饶漱石捣鬼，不仅是给你捣鬼，也是给我捣鬼，很多问题现在才总暴露，所以，日久见人心是对的。你受了委屈，可是，在党内谁都要受些委屈，不受委屈或者受不了委屈，那是不可能革命到底的。”

看着毛泽东深邃的目光，陈毅不禁想起了自己1946年重回华中时，当一些中央苏区时期的老战友问及毛泽东的情况的时候，他回答的那句话：“毛泽东的进步太大了，我是赶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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